徽风皖韵话名人

书生顿首唤国魂

——张恨水文学创作及其家国情怀

谢家顺

在中国现代文学新旧转型的十字路口，张恨水以逾三千万字的创作总量、一百二十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无可替代的标志性作家。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曾一度将通俗文学视作仅供消遣的市井读物，认为这类作品偏重才子佳人、风月悲欢，缺少厚重的思想内涵与家国格局。而张恨水的出现，改写了通俗文学的精神面貌。他不刻意追随新文学阵营激进的文体革新话语，也不固守传统旧文人避世自娱的创作心态，始终扎根市井民间，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将个体悲欢、市井百态与民族兴衰、家国荣辱熔铸于文字之中。

张恨水的文学创作，横跨北洋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重大历史阶段。家国情怀并非贴附在他作品之上的外在主题标签，而是贯穿其五十年文学生涯的精神主线。从早期对北洋社会乱象的冷静批判，到抗战时期直面民族危亡的呐喊呼号，再到战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反思，张恨水始终以文人的赤诚担当，记录乱世中国的苦难、抗争、迷茫与坚守。他以小说为载体，打破通俗文学 “重娱乐、轻思想，重私情、轻家国” 的刻板印象，完成通俗文学的思想升化，构建起独属于通俗文学的家国叙事体系。本文以张恨水不同时期代表作品为文本依托，梳理其文学创作的演进脉络，挖掘蕴藏在文本深处的家国情怀内涵，阐释文学创作与文人家国担当之间的共生关系，重新审视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而不可忽视的价值。

任何作家的精神底色与创作思想，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时代环境冲击与个人生命体验三者的共同塑造。作为一位报人兼作家，张恨水的家国情怀，不是书斋中空想出来的文人抒情，而是儒家士人风骨、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与长期底层民生观察共同孕育的精神结晶，深深镌刻着二十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时代印记。

从文化根基来看，张恨水自幼饱读传统典籍，深受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理想的熏陶，形成了悲悯苍生、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传统士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贯穿张恨水一生。他一生以写作为主业，从未跻身政坛、执掌权力，却始终保持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将 “为国分忧、为民发声”当作自己的写作初心。然而张恨水并没有照搬传统文人空洞宏大的家国感慨，他对家国的理解，始终落脚于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在他看来，家国之本在于民生，百姓流离困苦即是家国之痛，世道清明安定才是家国之幸。这种把宏大家国叙事下沉到市井民生的认知，让他的创作摆脱了传统诗文家国书写容易出现的空泛弊病，拥有坚实的现实根基。

从时代背景而言，张恨水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始终和近代中国的苦难命运同频共振。他生于清末衰败之际，青年成长于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盛年亲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饱尝国土沦陷、山河破碎之苦，晚年见证旧时代的崩塌与新中国的诞生。数十年间，战乱不休、灾荒频发、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持续崩坏的现实图景，不断刺痛着张恨水。当外敌入侵、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主动跳出通俗文学擅长的言情叙事，自觉扛起文人的时代使命，以笔墨记录民族苦难，唤醒国民意识，凝聚抗争力量。正如他在自述文字中所说，国难来临之时，人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文人的岗位，就是拿起笔，为家国发声，为底层民众立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直接推动了张恨水的家国情怀走向深化，也促使他的文学创作不断向时代、向人民、向家国大义靠拢。

从个人经历来看，多年的市井生活与报业生涯，让张恨水拥有近距离观察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机会。他常年行走于市井街巷，熟悉社会三教九流，洞悉乱世之下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同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专栏撰稿人的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与现实批判意识，使他能够精准捕捉时代弊病、社会乱象与民族深层困境。他亲眼看见军阀混战造成生灵涂炭，官僚体系腐败带来民不聊生，外敌入侵致使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在持续的观察与体验中，他深切体会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进而将满腔的爱国热忱、悲悯之心与忧患之思，全部倾注于文学创作之中，形成 “以文载道、以笔报国” 稳定的创作底色。

张恨水四十余年笔耕不辍，作品数量庞大，题材丰富，叙事风格随时代流转不断变化。纵观整体创作历程，可以结合时代变迁与作家思想演进，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不同阶段的创作题材、叙事重心、思想主旨各有侧重，但精神内核始终围绕家国情怀层层递进，实现从关注社会民生到直面民族危亡，再到反思时代人心的持续升华。

（一）早期创作：市井百态中的家国忧患（1920—193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张恨水文学创作的起步与成名阶段。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革新理想迅速消散，北洋各路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传统伦理秩序瓦解，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底层百姓深陷苦难。这一时期，张恨水立足都市市井生活，聚焦社会乱象与人性弊病，写下《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奠定其文坛地位的经典通俗小说。对比后期直抒胸臆的家国书写，早期作品并没有激昂慷慨的爱国呐喊，但是文本之中潜藏深沉内敛的家国忧患意识。作家习惯以个体命运浮沉、大家族兴衰起落、市井社会乱象，折射时代病灶与家国隐忧。

《春明外史》作为张恨水的成名之作，是其早期社会言情小说的典型代表。小说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平为叙事背景，秉持“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叙事结构，以报人杨杏园的人生际遇与情感纠葛为主线，串联起京城官场、文苑、伶界、市井的众生百态。小说叙述清贫正直的知识分子杨杏园旅居北平，先后与风尘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产生真挚情愫，却终因世道坎坷、命运捉弄屡屡错失良缘，最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人生悲剧。作品在个体情爱悲剧之外，深刻揭露北洋时期官场腐朽、权贵奢靡、世风虚伪、民生凋敝的社会乱象，真实还原新旧交替之际京城的社会风貌与世俗生态。小说立足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茫，批判动荡时代的制度弊病与人性沉沦，将个体命运悲剧与时代家国危机深度绑定，寄托了作者对乱世社会的尖锐批判、对底层读书人的深切悲悯，集中体现其早期创作藏于市井叙事之中的隐性家国忧患，为后续家国主题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金粉世家》作为早期代表作，以北洋军阀权贵金家的兴衰荣辱为主线，描摹豪门贵族内部的奢靡腐朽、虚伪堕落，同时穿插底层小人物卑微无助的生存图景。小说借一个显赫封建官僚大家庭的崩塌，隐喻旧秩序、旧体制无可挽回的衰败命运。金家身居高位的权贵子弟，沉溺享乐，荒淫怠惰，身居庙堂，却不思报国，不体恤民间疾苦，一心追逐个人安逸，正是北洋时代上层官僚群体的真实缩影。金家最终分崩离析、繁华落尽，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更是乱世中国社会秩序瓦解、家国根基动摇的象征。张恨水借豪门的衰败，批判统治阶层昏庸无能，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暗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在他的叙事逻辑中，家庭是国家的微观缩影，家风败坏、上层阶层堕落，必然带来世道沉沦、家国动荡。这种 “家亡预示国乱” 的叙事思路，承载着张恨水朴素而真切的家国认知。

《啼笑因缘》跳出豪门大家族叙事框架，将目光投向都市平民、知识青年与底层艺人，书写乱世里普通人爱恨纠葛与命运无奈。小说打破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叙事套路，以悲剧收场，揭示动荡时代个体命运身不由己的悲剧本质。军阀强权横行，社会公理失效，善恶难以得到公正的评判，普通人的理想、爱情、人生追求都在强权与乱世之中被碾碎。张恨水借小人物的人生悲剧，控诉军阀混战带来的社会灾难，描摹乱世中国底层民生疾苦。他并不刻意拔高作品主题，而是用细腻的市井叙事，真实还原人间百态，引导读者在个体悲剧之中感知时代伤痛、家国之殇。作家将对社会的批判、对百姓的悲悯、对家国的忧虑，自然融入通俗动人的故事，为后期家国主题创作的深化打下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张恨水早期创作中的家国情怀，内敛、深沉，藏于故事背后。他坚持以小见大、以微知著，从家族兴衰、个体命运、市井乱象切入，剖析时代弊病，反思社会危机，体现知识分子对世道人心、家国命运的自觉关切。此时的家国情怀，重点表现为社会批判意识与民生悲悯，是乱世文人对国家前路深沉的忧患。

（二）中期创作：民族危亡下的家国呐喊（1931—1945）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民族危亡的时代变局，彻底重塑了张恨水的创作格局，推动其文学创作完成从书写市井乱象到直面家国危亡的根本性转变。他主动走出都市言情、市井悲欢的创作舒适区，自觉承担抗战文艺的时代使命，率先开启 “国难小说”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较早投身抗战文学写作的作家之一。这一阶段，他的创作题材集中围绕民族抗战、家国抗争展开，文风由温婉细腻转向激昂厚重，家国情怀从潜藏的内心忧患，转化为直面读者的呐喊，笔墨之间充满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十余年间，他写下《太平花》《满城风雨》《虎贲万岁》《八十一梦》等三十余部抗战题材小说，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随笔，总字数达八百万字，以笔墨作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的文化战线。

《太平花》是张恨水第一部带有鲜明抗日色彩的作品，也是其抗战文学创作的起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土沦丧，张恨水内心悲愤难平，主动修改正在报刊连载的《太平花》，在原有故事框架中增补大量抗日叙事，直面外敌入侵带来的民族危机，刻画普通国人的抗争与坚守。他曾直白地表明，国难当头，人人都有守土之责，文人不能奔赴前线，便以笔墨鼓舞民气，记录抗争。自《太平花》起，张恨水彻底告别单纯的风月市井故事，正式开启以文报国的创作道路。

如果说《太平花》是抗战书写的开端，那么《虎贲万岁》便是其家国叙事的巅峰之作。和多数虚构性抗战小说不同，《虎贲万岁》以真实发生的常德会战为原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国军正面战场浴血抗战的纪实小说。为完成这部作品，张恨水花费两年时间，走访幸存参战将士，搜集战场一手史料，真实还原 1943 年常德会战的惨烈战况。小说细致刻画七十四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孤军困守孤城，拼死抵抗，以身殉国的悲壮历程。数万将士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守护千万百姓。张恨水秉持客观忠实的创作立场，书写普通军人身上的家国大义与牺牲精神，歌颂中华民族宁死不屈、誓死卫国的民族气节。在山河破碎、人心浮动的抗战年代，这部作品一经发表，极大振奋了后方民众的抗战士气，凝聚起家国同心的力量，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时代力量与家国价值。

除正面讴歌军民抗争壮举之外，张恨水还以犀利冷峻的笔触揭露战时后方乱象，批判侵蚀家国根基的蛀虫。《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极具讽刺力量的代表作。全书以梦境作为隐喻载体，用荒诞奇幻的叙事手法，撕开抗战大后方浮华的伪装。前线将士浴血沙场、抛洒热血，后方部分官僚权贵却借机贪污腐败，投机囤积，奢靡享乐，置民族危亡、百姓生死于不顾，借着战时局势牟取私利，败坏世道人心。张恨水用辛辣的讽刺，尖锐批判国民党官僚体系内部的腐朽堕落，痛斥乱世之中人性的贪婪黑暗。作品一边表达对前方将士为国牺牲的崇高敬意，一边抒发对战后家国乱象的痛心疾首。这种歌颂忠烈、鞭挞奸邪双向并行的叙事，让张恨水的家国情怀变得更加立体厚重：既有对故土家国深沉的热爱，又有为家国正本、为民除弊的责任担当。

而张恨水其他体裁的抗战文学创作，主要见于他主持的《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等副刊，体现了张恨水的爱国情怀及文化省思。

张恨水在他主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提出了明确的栏目要求：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并且明确宣称，“最后关头”“殊不能纳闲适之作”，“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这体现了张恨水为抗战鼓与呼，深切感到自己既然不能持枪杀敌，就应当尽个人的本分，做好抗战思想宣传。张恨水后来获授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勋章，实至名归。

他尤其对潜山老家所在的大别山区抗战高度关注。早在1938年6月，张恨水就在其主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中，发表《潜山出头了》评论：“但无潜山，武汉无东向的大门，潜山是自有他的价值的。别辜负了这伟大的古南岳吧！我希望卫国的健儿，作一番地灵人杰的事！”后来他为此专门创作《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等作品，重点讴歌家乡这些“卫国的健儿”。

抗战时期的张恨水，完成了通俗文学的时代转型。他的写作不再局限于个体悲欢与市井百态，而是将个人笔墨与民族命运、家国存亡紧紧绑定在一起。文学成为唤醒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凝聚抗战力量的号角。这一阶段他的家国情怀，集中体现为强烈的救亡意识、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勇敢的社会批判精神，是乱世文人以文报国的生动实践。

（三）后期创作：抗战胜利后家国反思（1946—1967）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山河光复，但是中国并没有迎来长久和平。解放战争的爆发，社会再度陷入动荡，民生依旧凋敝，世道依旧混乱。历经十余年战火洗礼，张恨水的家国情怀变得更为成熟厚重。创作重心从战时救亡呐喊，转向对战后社会乱象、人性本质与家国前路的深度反思。这一时期作品褪去早期温婉，也褪去抗战阶段的激昂呐喊，增添深沉的思辨与悲悯。作家聚焦战后社会弊病、底层民生疾苦与时代困境，书写乱世落幕之际国人的精神迷茫与道义坚守。《魍魉世界》《傲霜花》《巴山夜雨》等作品，集中承载他这一阶段的家国思考。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将视野投向抗战胜利之后的社会乱象，刻画普通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在乱世之中艰难求生的处境。战后国内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官僚势力横行，社会秩序崩坏，普通民众终日奔波劳碌，依旧难以温饱，居无定所，如同牛马一般苦苦挣扎。张恨水细致描摹底层民众生存苦难，深刻揭露战后社会制度弊病与阶层不公。他清醒意识到，外敌虽然退去，但是国家内部的腐朽与乱象并未根除，百姓依旧深陷苦难，家国复兴之路依旧漫长。小说字里行间饱含对底层民众深切的悲悯，以及对社会乱象的深刻反思，集中体现他 “家国安宁，必先民生安乐”的核心认知。

《巴山夜雨》以抗战后期的重庆作为故事背景，书写乱世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迷茫、坚守与抉择。书中的知识分子，心怀报国理想，却被困在残酷现实之中，在理想与现实、坚守底线与妥协求生之间不断挣扎徘徊。张恨水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折射整个民族在乱世中的精神迷茫，同时塑造一批坚守本心、心怀家国、甘于清贫、恪守道义的读书人形象，展现乱世之中不曾熄灭的家国信仰与精神坚守。

新中国成立之后，晚年张恨水心境趋于平和，创作风格再次转变。他不再持续写作现实题材的社会批判小说，转而深耕民间历史题材，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传统民间故事。表面看，作品脱离了即时性的家国现实叙事，实则是家国情怀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他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蕴藏在民间故事中的民族精神内核，借传统故事传递忠贞、坚守、善良、大义的民族品格，意在重塑民族文化自信，滋养世道人心，为家国长治久安筑牢文化根基。从批判现实弊病到传承民族文脉，张恨水的家国情怀完成从 “救亡图存” 到 “文化兴邦”的精神升华。

通读张恨水五十年全部文学作品，家国情怀贯穿始终，一脉相承，并形成独有的精神内核与叙事特质。既区别于新文学作家偏重思想启蒙的家国叙事，也不同于传统通俗文学单纯的世俗娱乐叙事，构建起属于通俗文学的家国表达体系。

（一）民为邦本：扎根民生的家国认知

张恨水家国情怀最核心的特质，就是始终秉持 “民为邦本”的价值理念，把民生疾苦当作衡量家国兴衰的根本标尺。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家国从来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宏大概念，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命运悲欢共同构成的具象存在。国家安定的本质，是百姓安居乐业；家国衰败的表征，便是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纵观他一生创作，无论是早期书写社会乱象、中期抗战救亡叙事，还是后期开展时代反思，始终坚持以底层民众生存状态作为核心观察视角，聚焦小人物的苦难、坚守、挣扎与希望。

他从不空谈空洞的家国大义，而是将家国情怀落实到柴米油盐的市井生活，落实到普通人的命运悲欢之中。军阀混战年代，他书写百姓流离失所、求生无门的苦难，控诉乱世祸民；抗战烽火之中，既歌颂前线将士舍身报国，也刻画普通百姓毁家纾难、共守家国的朴素大义；战后岁月，聚焦民生困顿，反思社会弊病。在他笔下，普通百姓才是家国的根基，民生冷暖即是家国冷暖。这种以民为本、体恤苍生的家国认知，让他的家国叙事充满人间温度，摆脱宏大叙事容易产生的空洞感，拥有直击人心的现实力量。

（二）文以报国：与时俱进的文人担当

张恨水一生坚守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秉持 “文以报国、文以载道” 的写作初心，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诉求，用笔墨践行家国责任。很多通俗文学作家长期固守风月情爱题材，脱离社会现实，而张恨水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写作重心，坚持让文学服务于时代、服务家国、服务人民。

时局动荡之际，他用文字批判社会乱象，唤醒世道人心；民族危亡之时，拿起笔墨作为战斗武器，书写抗战壮举，弘扬民族气节，凝聚救亡力量；战火平息之后，借文字反思时代弊病，悲悯底层苦难；家国迎来新生之后，转而挖掘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精神。四十余年笔耕生涯，无论时局如何动荡，个人境遇起落，他始终坚守文人初心，不回避社会黑暗，不回避人间苦难，主动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曾写下 “国如用我何妨死”，短短七字，尽显一介文人赤诚报国之心与无畏担当精神。这种与时俱进、以身许国的文人风骨，是张恨水家国情怀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

（三）善恶分明：坚守正义的民族气节

张恨水的家国情怀，兼具热爱与批判、温情与锋芒，始终坚持善恶分明，坚守人间正义与民族气节。对于为国献身、坚守道义、心怀苍生的仁人志士，他倾尽笔墨歌颂其家国大义与崇高气节；对于祸国殃民、贪腐堕落、出卖民族利益的权贵奸邪，他毫不留情，施以辛辣批判与尖锐讽刺。

在《虎贲万岁》中，他浓墨重彩书写抗战将士铁血担当与牺牲精神，彰显中华民族誓死卫国、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之中，无情揭露官僚权贵贪腐钻营，痛斥乱世蛀虫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正是因为热爱故土家国、悲悯苍生百姓，他才敢于直面家国弊病，勇敢发声批判；正是坚守正义良知，他才热情歌颂善良坚守，无情抨击黑暗丑恶。这种不盲从、不回避，敢歌颂、敢批判的创作姿态，让张恨水的家国情怀真实纯粹、厚重深刻，彰显现代独立文人的精神品格与坚定民族气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很长一段时期内，通俗文学常常被贴上娱乐化、世俗化、思想浅薄的标签，学界普遍认为通俗文学缺少思想高度与家国格局，难以承载厚重时代精神与民族大义。张恨水的文学创作，彻底打破这一固化偏见。他以千万字的家国叙事文本，重构通俗文学的精神维度与时代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张恨水实现了通俗文学的思想升华，拓宽了通俗文学创作边界。在张恨水之前，现代通俗文学题材大多局限于才子佳人、江湖侠义，核心功能偏向娱乐大众，很少承载厚重家国主题与深刻时代思考。张恨水创造性地将家国情怀、时代命题、民生思考全面融入通俗小说创作，让通俗文学跳出单纯娱乐属性，兼具思想性、时代性、社会性与人民性。他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叙事形式，书写宏大家国主题、深刻时代反思与厚重民族精神，让家国大义、民族气节、民生关怀走出精英知识分子的书斋，走进市井民间，浸润普通民众内心，极大提升通俗文学的文学地位与社会价值。

其次，张恨水以文学笔墨记录时代变迁，留存珍贵的民族集体记忆。他百余部作品，完整记录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战到新旧时代更迭的历史进程，细致描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民生百态与国民心态。他的作品不只是文学虚构创作，更是一卷鲜活的时代长卷，真实留存近代中国苦难记忆、抗争记忆与社会变迁记忆。尤其是抗战题材作品，客观忠实记录正面战场将士浴血抗争的牺牲壮举，弥补现代文学抗战叙事的部分空白，为后世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民族抗战史提供珍贵的文学文本与精神素材。

最后，张恨水构建通俗文学独有的家国叙事范式，推动雅俗文学之间的精神互通。现代新文学创作多以思想启蒙、社会革命为核心目标，叙事风格严肃激进，受众偏向精英群体；传统通俗文学贴近市井大众，娱乐属性突出。张恨水融合二者之长，以通俗流畅的叙事承载严肃家国主题、时代思考与启蒙价值，既保留通俗文学浓郁烟火气息、大众属性，又吸纳新文学的思想深度与时代格局。他的创作实践证明，通俗文学同样可以承载家国大义，担当时代使命，传播民族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雅俗融合发展提供重要范本，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朝着多元方向发展。

纵观张恨水一生与全部文学创作，半生笔墨系家国，千篇文字寄赤诚。作为现代通俗文学集大成者，他挣脱通俗文学偏重娱乐的桎梏，以文人赤诚担当、作家敏锐坚守，扎根时代现实，心系底层民生，胸怀家国天下。四十余年笔耕不辍，以千万文字记录乱世中国的苦难与抗争、迷茫与坚守。从早期含蓄深沉的社会忧患，到抗战时期慷慨激昂的救亡呐喊，再到战后深刻的时代反思与晚年的文化传承，其家国情怀随时代变迁持续深化、层层升华，贯穿全部创作历程，成为文学作品最核心、最动人的精神内核。

张恨水的文学创作，既是个人持续深耕文字的艺术实践，更是一介文人以身许国、以文报国的生动写照。他运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把宏大遥远的家国大义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市井百态与个体命运，让家国情怀扎根民间、深入人心；他秉持敢写敢言的勇气，直面时代弊病，揭露社会黑暗，歌颂民族大义，彰显现代文人不屈的风骨与担当。在新旧交替、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他以笔墨为炬，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以文字为壤，滋养家国存续的精神根基。

时至今日，张恨水留下的文学作品依旧拥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作品之中蕴含的以民为本的家国理念、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坚守正义的民族气节、与时俱进的文人担当，跨越百年时光，历久弥新，为当代文学创作、民族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提供宝贵精神滋养。张恨水用一生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学的终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字优美、故事动人，更在于扎根时代、心系人民、胸怀家国，以笔墨承载时代使命，以文字传承民族初心。

本期作者

谢家顺

池州学院、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会长

安徽名人馆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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